古徽州“禁约”文化现象下的乡村治理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为了便于约束族众、管理地方、稳定和维护社会秩序，将族规家法中的“禁约”条规或经过会社及族众“众议”达成的“禁约”合同通过地方官府钤印认可后以“禁约碑”或“禁约告示”的方式公布。由于这种“禁约碑”、告示牌和“禁约”合同内容丰富、针对性强、适用领域广、便于实施，在徽州乡村司空见惯，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禁约”文化现象。借鉴和挖掘其“古为今用”的传承价值对于当今社会治理诉源化解或许仍有些许启示意义。
“禁约”三案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月初十日，古徽州婺源县思口镇思溪村宗庙前广场，族长和乡绅、耆老将一块刻有“禁约”内容的石碑竖立在广场进行授众“谕示”。引起村民关注的是石碑上刻有“婺源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纪功一次”的知县胡公敕令批文。
就在几个月前，当地乡绅王文、王敦伦、单彬华等购置的地名为“俞师坦茶坞”“里田坞”“头下坞”“板门桥”“林子坑”“仓坞培”等十二处山场松杉木林屡遭当地村民和外族人盗伐滥伐，山场四周水土流失和邻近村庄水口破坏严重，为制止村民和外族人盗伐滥伐行为，王文等众族亲商议订立封山育林“禁约”合同。为使“禁约”家喻户晓，当地乡绅族首还在村中搭台请人“唱戏鸣约加禁”。可是，因“人心不一，未沐示禁”，山场中盗伐滥伐现象仍时有发生。无奈之下，为使“愚民知有法究，而山场永无侵害”，王文等呈情上报婺源县府，“公叩宪太老爷恩准赏示，勒石严禁”。
五月初十日，婺源知县发牌敕令，耆老和里长代表众族立碑“合行示禁”。碑文作出明禁：“嗣后，王文等公置俞师坦等处山场杉松竹木，乃一村攸关，……倘有不法棍徒擅敢砍伐，许业主同约保指名，据实赴县具禀，以凭严拿，大法重究，断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清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婺源漳村合村山场禁示碑》，原碑现嵌于江西省婺源县思口镇思溪村一古庙墙中）
无独有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安徽省黟县县衙正堂应监生姜世铨、村民姜尚仪等请求，专门颁发“禁约”告示，对位于黟县城西“长瑶庵”受侵害的姜氏合族祖坟山地予以保护，告示称：“示仰该处地保山邻人等知悉，所有姜世铨等长瑶庵山地，照界执业，附近人等毋许再行侵挖。如敢故违不遵，许原禀人指名赴县具禀，以凭拿究。该地保山邻人及原禀人等不得藉端滋事干咎，各宜凛遵毋违”。（清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五日黟县正堂告示，原件藏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号000184）
像这样将宗族合议“禁约”条规通过官府钤印认可后以“禁约碑”或“禁约告示”的形式公布的事例在古徽州屡见不鲜。随着徽商崛起和农耕经济发展，徽州宗族在宗族事务管理和乡村治理中，将村落、宗族、会社等各类公议规约整理出的“禁约”，广泛运用到乡村风化整治、山林祖茔水土保护、族人言行规范矫治、佃仆管理以及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中，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道光四年（1824年）五月初一日，婺源县洪村洪氏在“光裕堂”为规范当地茶市，防止欺行霸市、哄抬收售茶价，促使买卖公平，经“阖村公议”统一置办了茶市收售校正所用的“钉公秤两把，硬钉贰拾两”，确保“入祠校秤，一字平称；货价高低，公品公买，务要前后如一”。为做到家喻户晓，洪氏还“演戏勒石”制定“茶规碑”嵌于“光裕堂”外围墙上让族众知晓。“茶规碑”对于“私情背卖”违约者作出处罚约定：“查出罚通宵戏一台、银伍两入祠，决不徇情轻贷。倘有强横不遵者，仍要倍罚无异。”（“茶规碑”镶嵌在江西省婺源县清华镇洪村洪氏宗祠大门旁）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茶规碑”的“禁约”虽然经过族众公议，但并未禀呈官府“钤印认可”，而是由族众“阖村公议”后“勒石”刻碑公示执行，成为当地族人规范茶市交易约定而成的自治规范。
“禁约”文化特点
与徽州“公约”和族规家训相比，“禁约”文化有以下特点：
其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要有“禁约碑”、“禁约告示”和“禁约”合同等。“禁约告示”，是告示的一种，即地方官府针对地方治理的特定情况而颁布政令。这些“禁约”告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官府因为乡村社会治理需要而主动颁布；一种是因为民间禁约合同所禁事项比较重要，通过乡绅、里保和族首等出面呈请并经过官府敕令“恩准”而告知民众。“禁约”合同源远流长，适用范围广，主要是针对具体“禁约”事项而援引族规家训中禁规订约。最早被发现的是明代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王锋等五大房人等为严禁盗砍山木而议定的“禁约”合同。明代的徽州“乡约”中已经有“坟山禁约”“禁盗鸡犬约”“禁盗田园果菜约”“禁六畜作践禾苗约”“禁田园山泽约”等“禁约”合同的存在。为确保“禁约”合同的实施，徽州宗族往往借助官府“钤印认可”以增强其自治效力。
同治十年(1871年)，祁门县倪、胡、汪三姓联合立约，禁止放火烧山，官府应其之请发布严禁烧山的告示。之前，倪、胡、汪三姓宗族订立有防火、防盗的“禁约”合同，但“禁约”合同订立后，三家族人和外戚村民野外烧山和偷盗事件常有发生，为了增强“禁约”合同的威慑力，胡氏一族推举监生胡惟成恳请县衙给示严禁。不久，祁门县知县批文“为给示严禁事”，应允三家提出的禁止烧山盗木的“禁约”事项作为“给示严禁”的内容：“倘有不法棍徒擅敢砍伐，许业主同约保指名，据实赴县具禀，以凭严拿，大法重究，断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同治十年祁门县告示》，王钰欣，周绍泉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其二，以禁行治，注重防范。“禁约碑”无论是宗族公议和当事人订立“禁约”事项，还是官府禁令的颁布内容，大多都有社会风尚整治和针对不法行为惩戒防范目的。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八月初八日，安徽省祁门县闪里镇下文堂村陈氏一族为了严禁族人嗜赌制定“禁赌碑”镶嵌在陈氏祠堂前照壁上，碑文开宗明义，历数赌博之害“赌博之风起，则人心漓；人心漓，则习俗坏。”并以族叔陈士隆、陈士深率先垂范、“循循训戒，严整有法”为榜样，要求族人“时相劝勉，永申此禁”确保“禁赌之约”“坚其约而推广之”。整个“禁赌碑”碑文基本都是伦理道德的说教和禁赌警示的引导，并没有具体的处罚内容，体现出教谕规劝和以禁行治的功能。
其三，刚柔相济，灵活变通。徽州宗族严格执行“禁约”同时，对于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情形采取“刚柔相济”措施，使得“禁约”更加符合民心，便于民众自觉遵循。始建于南宋淳佑六年（1246年）的祁门县闪里镇桃源村廊桥西头有石碑两座，一座是“嘉庆十一年二月合源奉宪禁止赌博”的“禁赌碑”，一座是“道光十一年仲春合源公立”的“奉宪示禁强梗乞丐趁赶入境”的“禁丐碑”（该两座禁碑在祁门县闪里镇桃源村廊桥西头）。引人关注的是，“禁丐碑”不仅有地域范围限制而且还有“禁丐”例外，禁示范围限制在“里至天井源外至横路及岭下宝岩”，而对“孤老残疾”“准期每月初二十六给发”，说明该“禁丐”对孤寡残疾人有“例外”的救济。
其四，官民互动，联调联治。徽州公议“禁约”条规不仅能通过官府“钤印认可”公示谕众，而且，实施中官民互动，起到防范化解纠纷的联调联治效果。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月，休宁县衙接到十二都三图村民汪尚嗣报案，称自家家仆朱法、朱德旺、方运来等纠集22人“不服主人约束”“纠众倡乱”并“蹂戕家主”，要求官府“理治”。接到报案后，知县派衙役前往十二都三图将朱法、朱德旺、方运来等22人拘押到案，“分别枷锁”羁押看管。朱法、朱德旺、方运来等族亲获悉后，央求村里甲和耆老、族长前去官府求情劝和。经十二都里老、族长及宗亲等竭力周旋求情劝和。休宁知县对案犯训诫鞭挞后，勒令朱法、朱德旺、方运来等当堂押立“连名戒约”。朱法、朱德旺、方运来等获释后，汪尚嗣等家主唯恐“各仆异姓相聚，心野难训。反侧前迹”。要求将“戒约”钤印而赋予遵守效力，县府敕令示禁以“世世珍守”。（《千年契约》宋元明编）
其五，应用便捷，自治有效。古徽州“禁约”最具有地域特色的是“禁约”合同普遍运用。这种“禁约”合同体例除了具有包括主体、示禁原因、示禁规条、奖惩规则、立约时间及签名画押等格式化的形式和内容外，运用中能针对具体“禁约”事项引用族规家法和公议条例，逐一对照评判，将“禁约”条规转化为具体实例，操作简单、应用便捷，为民众喜闻乐见，成为与宗族“公约”“禁约碑”或“禁约告示”同样功效的自治有效载体。
明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初六日，黟县屏山朱廷、朱湘、朱文瑶三户门人为杜绝村中水口“蓄养松木”被“无知小人盗砍”，在“立访帖禁约”后，防止“人心懈怠，仍被窃害”，订立“禁约”合同一份，合同中除引用宗谱中族规外还约定：“日后倘有牛羊入堑及窃取松毛树片草薪者，合众呈治”，表现出“合众”治理的意愿。（民国黟县屏山《朱氏重修宗谱》卷八《谱后天启三年众立合同》）
其六，一“禁”多用，功能彰显。有的“禁约”涉及多项禁示内容，表现出一“禁”多用的功效。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五月，歙县岩镇风光旖旎的丰乐河畔由“江南徽州府正堂加六级随带加一级纪录十次”徽州知府敕令立下一座“奉府宪示禁碑”（该碑置于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滨河南路德丰乐河畔沿河绿道处）。石碑主要为保护东晋咸和二年（327年）新安太守鲍弘倡建的鲍南堨河坝水利设施而设置，但碑文却有四个方面的禁项内容，第一，禁止“往来行人以石磅为捷径”，缘由是“春夏水满，一旦失足，性命堪虞”；第二，禁止“于石磅之内钓取鱼鲲……侵挖堨磅”，缘由一是“至若鱼不满尺市不得粥害，及鲲鲕者有禁”避免生态破坏。缘由二是“于石磅之内钓取鱼鲲，日往月来，泥灰剥落，笱缝因之不固，一经水势冲激”容易损坏坝体；第三，禁止“近堨居民倾倒瓦砾，填塞堨内”。《禁碑》还对违禁者作出了“行赴府呈禀，以凭立拿严究，断不姑宽”处罚的规定。可见，该“禁约碑”不仅在保护丰乐河河道、灌溉水利设施、行人安全等方面发挥作用，还为违禁行为追究提供了强制依据。
有的“禁约”合同虽系宗族内部约定俗成，但一经官府“恳恩示禁”便成为全体村民共同遵守的地方法律。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祁门县西乡十七都环砂村“首事”程之瑶等为“养山禁伐”防止村人“焚林惊冢，滋事生端，为害匪轻”召集同族人程发曙、程元顺、程延芳等族人共同订立环砂村村民均需遵守的“禁约”合同一份。这份程氏一族发起的“禁约”合同经程之瑶等禀报祁门县府“恳恩示禁”后，由祁门县府立碑“合行示禁”后成为“环砂地方居民”共同遵守的禁令：“为此示仰环砂地方居民人等知悉，嗣后该山挖桩及私砍树木、纵火等情，概依合文例禁。倘敢故违，许业主人等协同地保查明，赴县县禀，以凭拿究，决不故宽。”（陈琪等《古代徽州罚戏碑刻与乡村社会自治》，《黄山学院学报》2018年第一期）
“禁约”功能的借鉴
寓教功能。通过“禁约碑”和“禁约告示”对民众能起到明理规序教化和唤起民众道德自觉，稳定村乡秩序作用。嘉庆十三年（1808年）九月，歙县磻溪方氏支派方美粲、方观海等为了整顿族内秩序，对族内族人盗窃财物、隐匿贼匪，坐地分赃、聚赌坐庄、拐掠人口等八种作奸犯科违法行为“邀集公议，以儆不虞”订立了“禁约”合同一份。根据族规家法罗列出八种作奸犯科违法情形施以“十倍赔偿”和“甘罚白银”以及“族内革名”“尽没家产”等程度不同、十分严厉的惩罚措施，通过“禁示”族众方法来达到震慑、教谕和预防的效果。
预防功能。通过诸多“禁约”禁赌防盗治乱，规范族人言行，达到“明礼让以厚风俗”“讲法律以儆愚顽”“黜异端以崇正学”的效果。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二十四日，歙县十三都三图村民胡天时、胡五毛、胡有瑚等胡氏家族二十一人就族内弟子胡五元、胡连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需族众“捕捉送理”之事聚集“义和堂”签订“禁约”合同一份。合同中，胡天时等针对本族顽劣弟子胡五元、胡连生“不务农业，不安生意，小木走跳”决定“遵旧家规，捉拿送县主老爷台下法治”。同时，作出“如有知信见者不报，众罚银叁两，入匣公用。如有卖法徇情者，亦赶逐出村，不许在族坏法无词。”违禁处罚规定，起到了震慑、预防的作用。
至治功能。“禁约”合同普遍施行，不断提升徽州宗族管理族众、维护乡村秩序自治的功能，对于山场禁养、祖茔水口荫木和茔地保护、矛盾纠纷预防调处以及治安维护起到以“禁”行治的积极效果。乾隆五年（1740年）七月，祁门县石溪康大梁同侄康淑晁、康士俊等为“本都三保经内之山倂石迹源合源之山……严禁盗砍盗种，故意放火，挖掘椿脑，将山变卖外都及卖与庄仆等事”合族公议订立“禁约”合同一份。合同中为了预防族人子弟和他人犯禁而根据违禁情形作出不同的处罚规定：“盗斫杉松一株者，罚银壹钱”，“拾根以上者，罚银壹两”，“或五十株百根以上者，罚戏壹台”，盗种者“罚银贰两”，将山场“倂卖与庄仆等”本族押回，“逐出祠外，子孙永不许复入”禁罚十分严厉，对于山场林木保护达到以“禁”行治的效果。
息讼止争功能。抑讼是徽州宗族社会治理中一项重要内容，以“禁”抑讼从而达到定分止争的息讼效果是“禁约”目的之一。绩溪县东七里登源村唐金山祠墓为新安汪氏四十世祖刘宋授军司马汪叔举与四十三世祖陈封戴国公汪僧莹之墓。道光七年（1827年），登源村汪氏状告仁里村程有妹等“勾同守庙僧人”盗砍司马墓荫木十一株。绩溪县衙受理该案后，汪氏一族在“同族公启”的联络下，一次具禀到府的就有徽州六县 六十九个支裔共一百二十余人，显示了与案犯族人“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决心和气势。但此案进行到四个月时候，“与两造谊属亲友”的生员余卓岁等人，突然向绩溪县衙递交处息呈词，恳请“爰取”两造遵依甘结。同时“呈叩乞求”县府批准息讼，县府随应允批准。在双方乡绅、贤士和里老的调和下，争讼双方很快签订和息“禁约”合同：“具遵依程有妹等，今于与遵依事。实遵得汪熙等控身等盗砍坟树一案，今蒙亲友查明登源庙户实汪姓祖遗之产，缘因身等祖上有遗下前立故纸留传，未曾澈底查知，以致误行砍伐。经汪控案，兹蒙亲友出为调处，着将登源户税簿交出归汪姓照税管业，并令身等偿还树价、安山醮坟、以礼赎咎。”肇事者程有妹具结悔过并甘愿认罚，双方对“若有再犯，定严惩不贷”的“禁约”事项进行了议定，在官府和乡绅、里老的通力配合下，纠纷最终偃旗息鼓。（《绩邑唐金山祖墓盗砍盗葬两案合刊》，安徽省图书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