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破解预付费乱象调查
来源：法制与新闻
一家老牌瑜伽连锁机构——梵音瑜伽在今年的春天倒下了。近日，“梵音瑜伽突然闭店跑路”的消息登上热搜。
“我去年3月在梵音瑜伽办了3年期的会员卡，去年下半年才开卡，现在距离到期还剩1000多天，折算下来损失了两万元。”北京消费者张女士说。
据报道，被称为瑜伽界“爱马仕”的瑜伽连锁机构梵音瑜伽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80余家门店已闭店。梵音瑜伽采取预付费模式，一小时的私教课价格在500元至700元，不少会员选择一次性购买几十节课，付费金额达上万元。
关门前毫无预兆
“关门的前一天毫无预兆，营销人员还在让大家充值。”张女士说。
一名梵音瑜伽北京门店的瑜伽教练小王介绍，自己的物品放在了门店内，本想第二天回来上课，但没想到，半夜门就锁了。过了几天，和物业公司沟通后，才让大家取出个人物品。她被拖欠了6个月的工资，很多同事都面临着类似情况。
在健身、美容、教育培训等行业，预付费退款一直是消费痛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向广大消费者发出的五一假期消费提示中提醒，消费者在办卡前要充分考虑实用性，避免冲动消费。在办卡时更要主动要求签订合同，并仔细阅读合同条款，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除了消费者多加警惕，预付费监管必须发力。近日，北京市体育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采取了经营者备案、预付资金上限、存管资金等多项举措。但专家指出，预付费监管的法律规范层级仍然较低，影响了预付费治理的质效。
一旦商家“跑路”，支付了大额预付费的消费者将陷入尴尬境地。
“巨额的债务让我恐慌，这个压力维持了3年，特别是最后的半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发抖。”梵音瑜伽被曝光大面积闭店后，梵音瑜伽创始人饶秋玉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声，坦言在过去的3年时间，公司业绩亏损、资金短缺，其承受了巨额债务。
这份看似诚意满满的发声，除了大概呈现了梵音瑜伽的现状外，还表示：“欠你们的钱都会记载数目，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偿还……”但并未明确提及如何进一步处理当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根据公开资料，梵音瑜伽2002年在北京成立，累计服务会员规模超过50万名，培养了超过6万名的瑜伽教培人员。梵音瑜伽创始人饶秋玉，在瑜伽领域也颇具影响力，她也是中国瑜伽领域开馆规模最大、教培规模最大的品牌创始人之一。
张女士至今不明白梵音瑜伽倒下的原因。“上课的时候，店里面人气还是很足的，梵音瑜伽过去口碑不错，所以疫情过后，大家很快回归门店上课了。”
但在上述发声中，饶秋玉称自己的债务达数亿元，其中包括会员的未耗卡。据报道，梵音瑜伽此前进行了多元化的经营，其中包括了素食餐厅、冥想App、线上视频课等。
去年暑假即将结束时，厦门市民唐丽（化名）的女儿在一家儿童教育机构学习音乐正好满两年，恰好培训班又以店庆的名义推出了优惠，于是唐丽花6999元给女儿续报了一年的课程。
“虽然我也知道，主管部门不断提醒一次性交费不要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但我们已经在这里学习了两年，觉得机构一切正常，就放松了警惕。”唐丽说，“而且，店庆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吸引人，相当于打了五折，有的家长一次性交了两年的学费。”
如今，唐丽女儿学习的门店已经关停，她报名的课程一节都还没上。据报道，这家教育机构在多地出现门店关停、家长无法退费、拖欠员工工资现象。
唐丽说，这家儿童教育机构的客服某天凌晨在家长群里突然通知，将课时转移到线上，但此后便与家长失联。
该机构在福州市一家校区的负责人曾介绍，校区老师和工作人员共有10名，学生约有300多人，生源一直很好，完全想不到会出现经营亏损以及门店关门的情况。但去年5月工资突然被拖欠，继而与总部失去联系。
预付式消费是投诉重点
健身、培训，这些都是预付费纠纷高发的重灾区。今年“3·15”前夕，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发布的2022年深圳市消费投诉分析报告显示，2022年，深圳市、区两级消委会共收到投诉226277件，同比增长7.52%，预付式消费是投诉重点。
根据报告，2022年，有关预付式消费投诉44095件，占总投诉量的25.45%，同比增长3.42%，主要涉及教育培训、健身服务、家政服务、美容美发、餐饮服务、养生服务等行业。其中投诉量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为：教育培训27949件，占比63.38%；健身服务4581件，占比10.39%；家政服务4260件，占比9.66%。
有统计发现，健身卡退费问题绝大多数由经营者引起，包括因健身房装修、租赁纠纷、设施重建等长时间关门停业，以及健身房擅自改变重大设施、场馆用途或配套健身卡无法使用、拒不按照合同退还活动押金等。商家经营管理不善是发生预付费纠纷的主因，上述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又指出，中小型企业和平台型企业是预付式消费问题的主要被投诉主体。
随着业态的发展，一些新的领域也出现了预付费纠纷。近年来，“养老社区”概念兴起，这些养老社区是通过向具有较高经济能力的老年人提前收取大额资金，为其提供优质居住环境、长期稳定居所，并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提供较高质量的居家、文娱、照护等附加增值服务。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以代表团名义提交“关于加强养老产业领域预付费大额资金监管有序和规范养老社区发展的建议”，提出进一步明确养老社区大额预付费资金监管要求，将养老社区发展管理有关问题纳入国家养老服务立法范畴进行综合考虑。
上海代表团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在养老领域还没有建立加强预付费大额资金监管的法规，存在监管盲区，造成严重的风险隐患。
信息化技术创新监管手段
随着风险敞口的暴露，监管部门一直在制定举措，加强监管。
2022年7月20日至8月30日，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以“强化培训监管守护快乐假期”为主题的校外培训“监管护苗”2022年暑期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要求有效化解群众“退费难”问题，“一企一策”指导培训机构妥善处理、加快化解学生及家长退费诉求；严格落实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要求，坚决避免由于无钱可退等原因造成“退费难”问题。
此后，对专项行动的调研发现，总体上，非学科类培训服务价格平稳、培训退费纠纷得到有力化解，校外培训治理态势积极向好。但一些机构收费存在超时段收费、不使用合同示范文本、预收费的资金没有全额监管等问题。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认为，必须坚守教育的公益属性，遏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行为。要加强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培训机构应交纳预收费风险保证金，最低额度应该不低于培训机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的费用总额。
一些地方利用信息化技术创新监管手段。比如，江苏省连云港市依托“单用途预付卡公共基础信息平台”，搭建了校外培训预收费的资金监管平台。校外培训机构须按要求开立预收费监管专用账户，与自有资金分账管理，按照“一课一消”原则，根据实际上课情况，逐课拨付。经审核合格的校外培训机构，由平台为其配置发卡（售课）额度，并对其监管账户余额进行校验，严禁超额发卡（售课）。
创新引入信托管理模式
苏州市探索出运用服务信托模式参与校外培训预付资金管理，形成了“市域多部门协同搭台，县域多点创新实践”的工作特色，为培训机构非正常关停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其中，创新引入信托管理模式是苏州市培训机构资金监管的亮点之一。相对于传统的资金管理模式，采用服务信托模式可以使消费资金独立于收付双方，更好地保障资金安全。信托管理系统接收学生及家长的培训费后，按照有关约定和要求拨付给相关培训机构，充分发挥信托法赋予的财产独立和破产隔离制度优势。
2021年11月，苏州市预付式消费管理平台的子系统——苏州市校外培训预付资金信托管理系统正式上线。当培训机构开设的监管账户短期内出现大额资金异动时，就会触发平台大额异动提醒功能，以便主管部门及时预警响应。
在体育健身领域，上海、北京等地推出了健身卡7天冷静期。消费者自签署合同次日起，有7天的冷静期。冷静期间内，在未开卡使用会员服务的情况下乙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不过，尽管采取了诸多措施，培训机构、健身房携款“跑路”事件仍间或发生，严格的监管措施有的没能落地，有的被绕过。比如，有媒体调查发现，被调查的20家健身门店，仅有7家在合同中设定了冷静期条款。
有专家指出，以上海为例，关于健身卡冷静期的规定仅见于《关于推广使用〈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和《预付费服务合同》，并未强制要求经营者一定要采纳服务合同，相反给予经营者一定的选择权。制度层级太低，只是一份行政规范性文件，尚未上升到行政法规或规章。
审理过多起预付费纠纷案件的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法院法官王辉介绍，很多消费者搜集证据的意识薄弱。实践中，预付费消费模式的存储金额一般只有在商家的信息系统内才能查询到，关于退款的数额消费者难以举证。
缺乏法律规范
预付费监管立法其实早就存在。单用途预付卡是预付消费的重要载体，是指在发卡市场主体或其所属集团或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兑付商品或服务的预付凭证。
2012年，商务部出台《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对从事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企业开展单用途卡业务进行了规定。这是目前为止我国唯一一部单用途卡部门规章，其中有对经营者诚信经营、建立信息系统和预收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后来，商务部又陆续制定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行服务规范》等4项行业标准。
不过，如今的预付费场景与立法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用途卡已覆盖传统零售、住宿餐饮、教育培训、体育健身、交通出行、医疗美容，甚至养老托幼等几乎所有民生领域，不同行业领域的单用途卡具有不同的关键风险点。
此外，单用途卡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结合日益紧密，逐渐向虚拟卡拓展，并与会员、积分等功能融合，形式更加灵活多样，风险管理也更加复杂。
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并未涉及教育培训、文化旅游、体育健身等商务领域之外的行业，也不包含个体经营者。
在地方层面，2018年，上海市商务委率先出台《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随后，2020年《江苏省预付卡管理办法》、2021年《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2022年《甘肃省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条例》相继发布。
这些地方性法规和相关实施细则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防风险，并且强调充分发挥信用管理在单用途卡监管中的作用，对信息披露、信息共享、风险警示、信用评价、信用奖惩、信用承诺、信用分级分类管理等信用监管措施作出指引性规定。
但有专家指出，目前绝大多数地方尚未出台相关规定，由于发卡主体信用信息严重缺乏，各地尚未开展发卡主体信用评价和相应的动态分级分类管理。面对规模类型各异、数量庞大的经营者，监管部门也很难事前准确判断经营者能否诚信履约，会否卷款“跑路”。
对此，有专家建议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上升为多部门规章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在部门职责分工、预警机制、资金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提升。
虽然乱象频发，但预付消费对于经济发展有独特作用。经营者能够以发卡数据为依托，匹配政府的消费券发放、企业纾困扶持、宣传推广等帮扶政策，同时能够直接匹配融资产品，随时补充现金流。因此，预付消费不应一禁了之，而应规范发展。
在规范过程中，信用机制应发挥关键作用。专家建议在国家和地方的信用立法进程中，加强中央与地方、市场与政府信用机制之间多个层面衔接协调。《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就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应当依法将经营者的行政处罚等信息，共享到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向社会公布。
“加大失信成本往往比简单的罚款等物质惩罚更有威慑力，对于不诚信的经营者，包括商号、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列入经营黑名单，要在注册成立新公司、贷款、经营等方面给予相应的限制。”有专家如是说。
